作者簡介：何鋒，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江蘇省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學前教育政策、自然教育、陳鶴琴教育思想。

陳鶴琴（1892—1982）是我國現代著名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兒童教育專家、文字改革家、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學前教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的中國化、科學化、大眾化兒童教育道路的先驅，被譽為中國幼教之父。陳鶴琴在兒童心理、家庭教育、學前教育、小學教育、特殊兒童教育、師范教育、教育測驗、文字改革、兒童福利等方面進行了長期的、開拓性的實踐、實驗和研究工作，創建了“活教育”理論體系，為我們留下了400余萬字的學術研究成果，是我國現代教育史上的寶貴財富。教育家俞子夷在為陳鶴琴《我的半生》所作序《永遠微笑的兒童教育家》中，記述了他眼中的陳鶴琴：“正直的姿態”“和氣”“簡捷爽直”“試驗”“服務的精神”“堅強”。本文以“永遠微笑的兒童教育家”為題，論析陳鶴琴教育思想。

一、跨越時空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陳鶴琴的家鄉，浙江上虞，曹娥江邊的鶴琴幼兒園正煥發著勃勃生機。在陳鶴琴工作生活的地方，江蘇南京，揚子江畔的鼓樓幼兒園即將迎來建園百年華誕。在江蘇大地上，陳鶴琴教育思想深深扎根，充滿活力地發展。20世紀七八十年代，趙寄石先生領銜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借鑒“活教育”理論，運用行動研究法在南京市實驗幼兒園開展綜合課程實驗，產生了全國性影響。鼓樓幼兒園也開展了第四次課程改革實驗，彰顯了“活”的教育理念和勇于自我突破的改革精神。2014年起，江蘇開始實施的“課程游戲化”項目，也是在江蘇學前教育深厚歷史底蘊基礎上對陳鶴琴教育思想的積極傳承。教育部分別于2001年、2012年頒布的《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與“活教育”理論的很多理念也是一致的。自20世紀80年代起，全國十多個省（市）相繼成立了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引領會員“學陳、師陳”，傳承陳鶴琴教育思想，傳播科學的教育理念，推進學前教育改革實踐。

陳鶴琴教育思想漂洋過海，產生了延續性的世界影響。1947年，陳鶴琴先生發表英文版《活教育》，1948年受邀到菲律賓做多場講學，讓中國教育理論走向世界舞臺。1980年，美國夏威夷大學中文名譽教授約翰·德弗朗西斯在給陳鶴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正在編撰學生用的一系列讀物教材時，廣泛地應用您的常用字匯研究。……您可以想象，當我在得知我如此高度敬佩的人的消息時，是何等激動”[1]365。2012年，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一見真理子教授來華做專題報告，她高度評價了陳鶴琴的學前教育理念及對東亞地區的影響。2017年，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教授 在江蘇省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主辦的“兒童立場·中國道路·世界眼光——紀念陳鶴琴先生誕辰125周年學術研討會”的學術報告中專門介紹了陳鶴琴在兒童語言領域的研究對世界所做的貢獻。

至今，陳鶴琴教育思想依然具有廣泛而強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那么，這種力量來自哪里？筆者認為，陳鶴琴教育思想在孕育、創建、實踐、綿延的進程中，有一脈線索——“科學研究精神”，其核心要素是“問題意識”“價值觀念”“實驗求是”。從這一角度探索和理解陳鶴琴教育思想的內在本質，對于彰顯陳鶴琴教育思想的現代價值，推動學前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扎根中國土壤的問題意識

陳鶴琴從中國教育現實中提取問題，研究中國教育的問題，并在持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漸進形成了具有本土性、開拓性、創造性的教育思想。

20世紀初的中國，教育領域掀起了為爭取教育獨立的“收回教育權”運動和推動教育變革的“新教育”運動。陳鶴琴聽到了時代的聲音，看到了當時中國兒童教育面臨的三重問題。

其一，傳統教育忽略“做人”。陳鶴琴對腐化的死教育十分痛恨，他說“教育本身變了質，以為去讀書就是受教育，反而把做人忘記了”[2]59。1930年，陳鶴琴在《兒童教育》撰文指出，舊式教育與新式教育的分水嶺在于：舊式教育是以社會為中心的，新式的教育是以兒童為中心的。以社會為中心的教育偏重社會而忽略兒童；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注重兒童而兼顧社會[3]42。“活教育”理論的目的論“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其核心即指向“做人”，從人的一般性、民族性、時代性三個層次創造性地描繪了整體的育人形象。1948年，陳鶴琴在上海市立女子師范學校全體教職員會議的講話中再次提道：“我希望我們全體同人，抱定這樣一種信念，我在這里不是讀書，而是教孩子們怎樣做人，這是今天天經地義的第一條”[2]123。這對于我們踐行立德樹人，育人為本，推動學前教育育人方式變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使命，具有彌足珍貴的啟迪之功。

其二，外國病、富貴病、花錢病。這是1926年，陶行知在《創設鄉村幼稚園宣言書》中所痛斥的我國幼稚園存在的三種弊病。彼時，教會力量在中國舉辦了大量的幼稚園和幼教師資培訓機構，使得中國近代學前教育在一段時間內基本被外國教會所壟斷，不顧中國國情，儀型他國，移植外國理論、制度和方法的現象非常普遍。1926年，陳鶴琴的研究助手張宗麟在《調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中指出，幼稚園的“一切設備教法抄襲西洋成法”，“不切中華民族性，不合中國國情”[4]。陳鶴琴認為“我們中國的幼稚園大抵是抄襲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園已時有改進，但我們還是墨守成規，不知改良，以致陳舊腐敗不堪聞問了”[5]1。他呼吁，“為教育主權起見，師范教育不應該請外人代辦”[6]；“要建立真正的中國化的幼稚園，必須要同時建立中國化的幼教師資訓練機構”[2]36。他創辦的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包括專科部、小學部、幼稚園、嬰兒園五部，兒童教育與師范教育一體建設，這種注重體系化的系統思維方式，也是其教育思想和實踐的顯著特點。他刻刻不忘平民化的精神，試驗可以用極少的金錢，辦極好的幼稚園、大眾化的幼稚園。他在《一年來南京鼓樓幼稚園試驗概況》中計劃辦能最普遍設立的幼稚園。他認為，“把某種教育研究的盡善盡美，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研究所得的結果只能供給少數人享受，那是貴族教育”[5]11。陶行知稱贊陳鶴琴在鼓樓幼稚園的教育實驗“意義重大又令人鼓舞”，表示中華教育改進社與陳鶴琴合作，開展最經濟實惠的幼教實驗，以便盡可能多的各界民眾能夠照樣舉辦。

其三，幼稚教育的四種弊病。1924年，陳鶴琴在《新教育》撰文，指出幼稚教育的四種弊病：與環境的接觸太少，在游戲室的時間太多；功課太簡單；團體動作太多；沒有具體的目標。1927年，陳鶴琴在《幼稚教育》發表《我們的主張》，集中反映了他對學前教育科學化的階段性實踐與思考，“活教育”理論的不少元素已蘊含其間了。

實質上，在對這些問題長期思考和實踐基礎上產生的“活教育”理論，構建的既是一種理論體系，也是一種整體的教育生態，是針對上述問題的系統性解決方案。

陳鶴琴具有宏闊的視野，前瞻地指出不同時期學前教育的發展方向，如《非常時期的兒童教育》（1937）、《戰后中國的幼稚教育》（1947）、《中國兒童教育之路》（1947）、《學前教育的新動向》（1951）、《師范教育的新方向》（1951）等。他還關注微小的具體問題，提供創造性的辦法。如，1938年，在上海創辦報童學校10所、報販成人班2個，舉辦報童教師進修班多期。發起成立上海街童教育會，舉辦街童教育班30余處，設立街童教育巡回圖書館。為安排難民生產自救并使難童受到教育，在上海慈愿難民收容所內創辦我國一個兒童玩具廠——民眾工業合作社[1]585。為解決新中國幼教教學、研究、師資培養體系不健全的問題，陳鶴琴在擔任南京師范學院院長期間,“創立了附屬幼兒園——附屬幼兒師范學校——幼教系,建立了兒童教育研究室、兒童玩具研究室以及玩具工廠,建立了一套包括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幼教體系”[7]。

陳鶴琴針對中國社會實情，循著時代的問題，探索出一條中西融通、理實交融、知行合一，辦學教學、學科建設、學術研究、師資培養等為一體的系統性的中國化、科學化、大眾化的兒童教育發展之路，為我們樹立了關注中國教育問題，總結中國教育經驗，創造中國教育理論的典范。

三、“一切為兒童”為核心的價值觀念

兒童觀反映的是人們對兒童的基本看法與態度，對教育者的教育觀、課程觀以及教育行為等有著直接而深刻的影響。“我們讀了陳鶴琴同志的書或文章，要向他學習的主要的應該是他那顆熱愛兒童、關心社會、造福人類的‘赤子之心’”[8]2。以幼童為本，從兒童出發，是陳鶴琴教育思想的核心支撐，是他的教育本體追求。

（一）陳鶴琴的兒童觀飽含愛兒童的情感

愛兒童是貫穿陳鶴琴教育思想的基調。1982年，抱疾臥床的陳鶴琴先生在寓所會見前來探視的好友，因已不能說話，用筆寫下了心中要說的話：“我愛兒童，兒童也愛我。”[1]612可以說“為兒童盡瘁，以底于成”，“一切為兒童，一切為教育”是他畢生的信念，終生奮斗的寫照。

因為愛兒童，他改變了原先的志向。1914年夏天，在前往美國求學的“中國號”郵輪上，陳鶴琴枕著萬頃波濤，思緒翻騰。他原來立志學醫，但在學醫和學教育之間進行了反復“檢討”。他認為“醫生是醫病的，我是要醫人的，醫生與是與病人為伍的。我是喜歡兒童的，兒童也是喜歡我的。我還是學教育，回去教他們好”，最終，陳鶴琴確定以學習教育和獻身教育為一生的志向。

因為愛兒童，他的研究充滿感情。鐘昭華說“愛護兒童，是陳先生的天性，研究兒童,陳先生認為是他的天職”[1]477。綜觀陳鶴琴的研究，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他對兒童教育領域中各類內容的研究是細致的、深入的，也是充滿感情的，他的每一項研究都讓人感動，令人敬佩。他有一顆純愛兒童的真心和誠心，有一種在任何艱難困苦環境下都首先掛念著兒童是否快樂和健康成長的教育家性格[9]。陳鶴琴的兒童觀是從心底出發的，十分真誠。

（二）科學的兒童觀

陳鶴琴對兒童的愛，以兒童心理研究為支撐，是科學的，理性的。“陳鶴琴把自己的兒童觀建立在中國兒童的‘三個不同于’之上：即兒童不同于成人、兒童不同于洋人、兒童不同于古人”[10]。而這“三個不同于”則是建立在陳鶴琴兒童心理研究以及科學實驗基礎之上的。

他自1920年開始兒童活動個案追蹤研究，對自己的長子一鳴開始了觀察實驗，時間長達808天, 用了500多張照片記錄，做了全方位的系統研究,寫就《兒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開拓性地發現了兒童，發現了中國兒童，發現了現代中國兒童，為推動中國兒童教育的科學化，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礎。1922年，他曾申請再次赴美研究兒童心理與幼稚教育，后因故未能成行。1940年，陳鶴琴在題為《什么叫做“活的教育”》的講話中談道：所以我可以這樣的肯定說，要了解兒童心理。認識兒童，才能談到教育兒童，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活的教育”，而不是死的教育[2]16。他認為，要重視兒童的力量，只有認識兒童，愛兒童，才能發展兒童的才能。因為他了解兒童的心理特點和需求，所以陳鶴琴堅信，研究、設計和制造符合或有助于幼兒、兒童身心全面發展以及教學所需的產品極為重要。1980年，他在《文匯報》撰文《為兒童著想》建議設立教育玩具、教具、設備的研究室和實驗工廠，決不能依賴一般玩具工場，而必須設立專門的機構進行研究、設計和制造，還要培養一批專門人才。及至今天，這一建議仍顯現著前瞻性，極具現實意義。

（三）在行動中“做”出來的兒童觀

陳鶴琴從不空談，而是在實干中詮釋他的兒童觀。他認為，兒童時代是一生的黃金時代。幼稚教育是國民教育的基層教育，幼稚師范又是幼稚教育的原動力。他以此出發，踐其所信，行其所知。他畢生所致力的，如創辦鼓樓幼稚園、開展活教育實驗、發展幼稚師范教育等開創性的實踐充分表明，“他是一個邊知、邊行、邊寫、邊講，即把研究、實踐或發表相互結合在一起的一個人”[8]2。陳鶴琴是言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真正實干家。

陳鶴琴的兒童觀是一套完整的、科學的、高屋建瓴的理論體系，并據此形成了一套目標明確、內容廣泛、方法得當的實驗行動體系，值得我們深入地開掘、思考和研究。

四、實驗求是的教育探索路徑

實驗是陳鶴琴根植中國國情，轉化西方理論，創新教育實踐，創造本土理論的法寶。1926年，陳鶴琴提出“幼稚教育是各種教育中之一種，當然也應該依著實驗的精神去研究”[11]。他認為，不能主觀地、脫離實際地憑空臆造一套（幼兒園）教學大綱和計劃，而是要通過扎扎實實的科學實驗而產生。這種實驗意識，主要源自陳鶴琴追求兒童教育科學化的內在驅動。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1940年5月，作為實驗“活教育”的第一步，在江西幼師開辦之前，他首先在泰和縣文江村附近籌辦南昌實驗小學新池分校，抓住一切機會，利用一切條件開展實驗。1979年，88歲高齡的陳鶴琴，在全國學前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發表講話，呼吁必須十分重視和切實開展對學前教育的科學實驗，用以促進全民族的學前教育事業發展。

（一）陳鶴琴的教育實驗彰顯出開新的魄力和自我反思的勇氣

陶行知提出，第一流的教育家有兩條標準：敢探未發明的新理，即是創造精神；敢入未開化的邊疆，即是開辟精神。陳鶴琴無疑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在很早以前，我就立志此生要為勞苦的民眾服務，同時抱定了這樣的宗旨：‘凡是別人不愿干、不敢干、不屑干的，我都去干’”[2]34。據筆者統計，他在中國教育史上開創了十多項“最早”，比如最早運用觀察實驗的方法,系統研究我國兒童心理發展；最早編成我國第一本漢字查頻資料《語體文應用字匯》；負責起草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幼兒園教育課程標準；創辦我國第一所公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等等。陳鶴琴這種敢于開新的首創精神，也為我們當前開辟教育發展新領域新賽道樹立了榜樣。

“活教育”理論是陳鶴琴歷經20多年的實踐，在不斷實驗、反思、調整中逐步構建的。1947年，他在《活教育的理論與實施》再版卷頭語中提道：“活教育”的提出，無論就內容或實施方面來說，都還處在倡創的時期，簡言之，即活教育的理論與實施，在今天尚未臻于成熟的階段；在那里還有許多的缺陷需要填補，還有遼闊的前途需要拓展。這一切都要求我們今后的努力[2]111。以活教育的目的論為例，1944年表述為“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1948年調整為“做人, 做中國人,做世界人”。1943年，活教育的教學原則為12條，1948年出版的《活教育的教學原則》一書中又增加了5條，發展為17條。陳鶴琴清醒地認識到，“活教育”理論的實踐也會遇到“刺手的荊棘”“絆腳的石子”，但是方向和意志卻永遠不變。

著名心理學家高覺敷這樣評價他：“陳鶴琴教育思想不是封閉式的、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前進逐漸發展的”。陳鶴琴教育思想，正是在不斷地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自我完善中得以發展，這種探索前進的精神，生動地體現了“活教育”“活”的精神。

（二）陳鶴琴的教育實驗具有鮮明的科學導向

方法是科學導向的支撐。陳鶴琴在《我的半生》中說：“我覺得一個游學生到外國去游學最重要的，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這種方法既包括具體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涉及推進教育實驗的工作方法。

陳鶴琴的教育實驗，以兒童心理學為基礎，采用了多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體現了行動研究的理念。1920年，陳鶴琴綜合使用日記描述法、軼事記錄法、攝影記錄等方式開展了以其長子一鳴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心理發展規律的個案研究。1921年，陳鶴琴在江浙地區一些學校中開展民意測驗，有研究視其為中國迄今可見的首次民意調查[12]。陳鶴琴還根據國情改編、設計測驗量表和測驗材料，深入中小學開展大量測驗，內容涉及兒童知識測驗、智力測驗等方面，以建立中國兒童的常模資料，并與廖世承合著《智力測驗法》（1920）、《測驗概要》（1924），是我國教育測驗運動的開創者之一。1980年，他為趙琳的嬰幼兒心理成長發育的研究報告《一對孿生姐妹》作序，他稱贊“這種科學著作，在國內并不多，值得向學前教育工作者、師范院校學生以及年輕父母親們推薦”[5]424。由此，足見他對兒童心理科學研究始終念茲在茲。

陳鶴琴的教育實驗研究頗為注重“經驗總結法”。例如，1926年，陳鶴琴與張宗麟合寫的《一年來南京鼓樓幼稚園試驗概況》，從課程和教材、教學法、兒童習慣、設備與兒童玩具等方面進行了回溯反思，并據此提出了今后的五項計劃。1927年，陳鶴琴和張宗麟等總結在鼓樓幼稚園進行的課程試驗，形成《課程試驗報告》。1931年，他在《兒童教育》發表了《四年來之中國幼稚教育》，對幼稚教育事業規模、教法、師資培養、課程擬定等方面的經驗與問題逐項分析。更為可貴的是他能在總結的基礎上積極推廣應用，如他基于在鼓樓幼稚園的實驗，形成了應用型成果《一年中幼稚園教學單元》等。

（三）陳鶴琴的教育實驗彰顯了實證精神

第一，具有世界的眼光，懂得瞭望。1927年，陳鶴琴結合國際幼稚教育發展情況，在《教育雜志》發表《幼稚教育之新趨勢》。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曾五次出國訪問，兩次赴歐洲英、法、德、意、蘇聯等11國及美國考察，寫成《歐洲教育考察報告》，并分別赴捷克和印尼參加國際會議。1947年他曾建議政府派專家赴歐美考察兒童教育，作為改進中國兒童教育的參考。1951年，在《新兒童教育》發表《美國兒童犯罪的原因分析》。陳鶴琴的國際視野，使他更加洞悉世界教育前沿，也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教育探索。

第二，注重教育現場研究，珍視實情。1921年，進行學生婚姻問題研究。1924年，發表《調查小學之方法》，較系統地研究學務調查問題。1925年，陳鶴琴組織對江浙幼稚教育開展實地調查研究。有研究者將《我們的主張》提出的15條原則與陳鶴琴開展的實證研究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幾乎每一條原則都有相應的扎根教育現場的實驗研究作為實證依據。

（四）陳鶴琴的教育實驗具有強烈的輻射推廣意識

1.建立試驗區。1927年，陳鶴琴受聘為南京特別市教育局第二課課長，他將全市四十所市立小學劃分為東、南、西、北、中五個教育實驗區，每區設立一所實驗學校，既作為該區教育研究中心，又作為組織與領先者。1928—1939年，陳鶴琴任上海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期間，他先后創辦了7所小學和1所女子中學，大力推行區域教育改革與實驗。

2.創建學術團體。據筆者統計，陳鶴琴參與或主持創辦了中華兒童教育社、中國測驗學會、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等20多個學術團體，以此團結研究力量，輻射實驗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陳鶴琴之所以能夠主持多個學術團體，固然與其學術地位、影響力密切相關，但也與其人格魅力不無關聯。這種人格魅力來自他所信奉的生活哲學，他在1941年論述有關青年修養問題的《寫給青年》一書的十二封信以及1944年、1948年的講演《為人的人生觀》《青年的人生觀》中明顯體現出這種人格魅力。

3.興辦學術刊物。陳鶴琴重視通過創辦刊物來傳播教育理念，啟迪民智。他提出，應通過編印刊物，來發動幼稚教育的運動，用口頭的、文字的種種方式來展開宣傳工作。他創辦了《幼稚教育》《新兒童教育》《活教育》月刊等數種刊物。“陳先生懷著極大的熱情傳播他的信念、主張，因為他急切地希望能改變當時兒童教育現實中的種種弊端。他從不把研究成果束之高閣，而是撰寫專著、創辦刊物加以推廣”[13]109。陳鶴琴在《兒童教育》誕生一周年之時談道，《兒童教育》年紀雖小，但所負的使命卻是很大。他的目的，是要做小學教師的好朋友，幼稚保姆的好幫手，和他們討論切實的教法，供給他們具體的教材，以便對教育方面有相當的貢獻[3]40。1930年3月，《兒童教育》有一期的中心題目為“教學上的問題”，陳鶴琴等提出“故事要怎樣編寫”等數個具體問題，與大家一起研究，共同解答。1957年3月，他與陸秀等聯名提出《建議創辦學前教育刊物案》，為幼教工作者開辟一塊交換意見的園地。1981年，他為《幼兒教育》創刊號題詞：“熱愛、了解和研究兒童，教育他們使之勝過前人”。

4.積極演講交流。陳鶴琴利用受邀做學術演講的機會，積極傳播教育理念。趙寄石先生曾回憶，陳先生不僅是想方設法用文字宣傳他的研究成果，而且經常抓住機會向別人講解他當時正在思考、探索的問題，在陳先生身邊會體驗到一種全身心投入的強烈感染力[13]109。在傳播技術更加現代化的今天，如果我們從傳播學等角度，研究當年陳鶴琴促進理念推介、思想交流、成果轉化的做法，也許會有新的思考。

5.設置專業研究機構。1953年，他向華東教育部提出設置教育研究室的計劃，1956年，在南京師范學院設置了教育研究室，以學前教育研究為重點[1]334。1950年，陳鶴琴與曾昭森提交關于成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提案。1962年，提議在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內設兒童教育研究室[1]342。

陳鶴琴是真正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內容豐富，內蘊深厚，充溢著科學研究精神，具有重要的現代意義與價值，需要我們不斷認識和開掘。鐘山青，秦淮碧，春風又綠江南岸。借用南京市鼓樓幼兒園教師誓詞中的幾句結束本文：鼓樓崗上，琴聲悠揚。揚子江畔，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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